朝華夕拾

三個人，三種不同形式的「寄居者」性格，因為愛情、因為逃離，也因為存活與重生的渴望，在毀滅與曙光逼近之時，道德選擇與認同困境也應時抵達。 

當嚴歌苓寫到1939年8月，逃離集中營的猶太人彼得走出船艙，疲憊而絕望地上岸、入關的同時，以第一人稱敘述的華裔女子May正預謀從父親的房子裡出走。二次大戰的時代氛圍與挫敗的國族傷痕聯手，讓他們相識、相戀，並將他們逼入絕境。他們相遇於上海，卻必須逃離上海。

彼得與來自唐人街的May有一個共同點，對於上海來說，他們是外來的「寄居者」。而上海租界作為中國近代史中一處特殊的空間，屢屢成為文學史上探討的焦點，空間上它屬於中國領土，事實上它是列強的租界，空間裡的上海對應於整個中國來說，也是奇特的寄居者。

絕境與出路一直是嚴歌苓關心的主題。小說中的上海與寄居其間的人物一般，在歷史逼仄下凸顯了邊緣性，是一處滿是困厄與消亡意象的末路。而在毀滅上海猶太人的「終極解決計畫」之中拯救自己的愛人，卻必須犧牲一個愛自己的人，在愛情與背叛的道德危機中放大了「個人」困局。但替換身份的算計，卻陰錯陽差促成另一個男人的歷險，以至成就他人生的輝煌，意料之外的結局，更彰顯了宿命之網密不透風。

文化邊緣者常處於被監視的不安，亟欲脫困的個人與時代的種族悲劇遭逢，即使擅奪他人身分成功，也僅於無邊無際的絕境中緩過一口氣。身為移民作家，嚴歌苓對自外於文化母體有獨到的體認，所以可透過May身處世局的觀察，夾著清醒、犬儒的口吻譏誚身邊的種族偏見。

世故與了然讓嚴歌苓避免激越的言詞去直面歷史，但與主流格格不入的邊緣者情緒瀰散於篇章之中。她寫到唐人街殺魚的場景，心臟離開魚體還兀自跳躍著。「它原本是為一個生命跳動的，是為了一樁使命跳動的，而它並不知道它的使命早已結束，只是為了一些居心不良的眼睛在跳，在演出。」短短幾句成了全書最駭人的縮影。

對於暴露在眼睛底下的暴力、死亡懷有濃烈的國族想像，魯迅是第一人。在著名的《吶喊》序言中，他說了段在日本的親身經歷，看幻燈片中一群中國人圍觀一名中國人被日本人砍頭的場面，並因此決定棄醫從文。魯迅這段「殺戮示眾」的描述，是中國現代小說上重要的典故，嚴歌苓繼承了同樣的鄉愁，但流露出惶惶的悲哀，「寄居者」的踢騰與掙扎，都只能召來更多無意義的圍觀。

嚴歌苓讓上海與顛沛的人們共同經歷了時代的無情，那是一段殖民與被殖民仍舊清晰可辨的過去，寄居者徙轉的命運，仍有軌跡可尋，是具體歷史底下的產物。

而從她寫作本書的當下來看，小說裡美國護照所象徵的唯一出路，或許暗示著希望，但以命運令人驚怖的宰制來看，也或許暗示著一切徒勞。人在上海或在唐人街，都無能消去滄桑，嚴歌苓在小說中準確地傳達了這點頹喪。就一個移民華人作家而言，她的作品真誠地表達了她所處的位置。